作者：周其仁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來源：新財富雜志

1月18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發表題為“改革突圍、創新突圍——2017年的中國經濟”的演講。以下為文字實錄，未經作者審閱。

1、中國現在面臨的國際形勢：外需萎縮，反全球化，以及為什么

首先怎么理解中國經濟從之前的高速增長轉向6%~7%中高速的增長？要先理解全球的格局。

假定有兩個經濟體，一個富有，一個貧窮。富國是10萬塊資本，300個人。窮國是10塊錢資本，3000個人。前者類比是歐美和日本，后者是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這兩個經濟中間之前有一道藍墻隔開，大家各過各的日子，窮就是沒資本，沒資本就沒有提高生產率的手段，很大程度靠人力、靠自然力，經濟進步就很慢。富國資本雄厚，可以轉化為生產力，所以貧富差距會拉大。

現在把藍墻打通，就是改革開放，把這個壁壘打開。打開以后：兩個經濟體加到一起算，資本總量就變成10萬零10塊錢，人口總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對比例都發生變化，用我們熟悉的話就是“競爭格局發生了變化”。

第一，富國的資本總量只加了10塊錢，但是人口總量加了3000人來搶，原來300人用10萬塊錢，現在3300人用10萬零10塊錢，所以資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為什么全球化以后，華爾街可以賺到很多錢，道理就在這里。

第二，富國有科技，3300人來搶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國經濟的麻煩是，原來只是在300人現在要3300人一起競爭工作機會，勞動者的競爭加強了，這個過程中，富國的勞動者藍領、下層白領難受了，因為他要面臨3000個原來收入只有1塊錢的力量的沖擊，不會干拉倒。所以發達國家失業率特別是年輕人的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道理也在這里。

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二戰后發達國家的橄欖型的社會結構被破壞，全球化以后兩極分化嚴重，基尼系數上升。華爾街、硅谷賺到了大錢，但中間有一個很大的人群很失落，制造業工人、中下層，在全球化過程中面臨的壓力要超過他們得到的好處。當然好處也有，就是中國的產品很便宜，美國享受到了穩定的物價，所以，窮人實際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會那么嚴重。但是和華爾街、硅谷一比，相對收入的落差就出來了。

發達國家都是這樣，二戰后高的基尼系數降下來，然后又回上去，然后就帶來了社會矛盾。因為很多美國的大媽大叔，夠不到金融、也夠不到高科技，人數上又是大頭，就會有憤怒感，所以在全球化高漲當中發生了“占領華爾街”。

現在這個全球格局，發達國家、美國的平均水平是在下降的，但是中國在提高。我們的人均GDP從1978年的200美金，升到現在的8000美金，深圳是幾萬美金(25000)。而美國呢，從1978年的13500美金升到現在也就5萬美金。

所以，特朗普也出現了，特朗普反映了一個趨勢：所有大的變化中，并不是每一個人、每一個集團、每一個板塊都同等可以獲得收益，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所以社會矛盾就會起來。

這里還要談到一個術語：比較優勢。李嘉圖的理論，說的其實就是各國揚長避短，揀你生產率高的東西干，這樣整個社會的總體產出就會高。但是薩繆爾森后來的研究結論說這不對，因為中國啥都搞，搞完襪子搞汽車，搞完汽車搞飛機，搞的大家優勢趨同了，逼得發達國家不知道干啥了。老薩臨死前就問了一個問題：原來造自行車的現在開始造飛機的，原來造飛機的造什么呢?他的結論就是：在共同的比較優勢下，一方可能永久損害另一方的利益。

中國就是通過這樣，這些年賺了巨額的高額順差。而美國比較優勢沒了，經濟以外的規律就要發生作用了，貿易摩擦，制造壁壘，甚至國際緊張，都來了。金融危機也來了。

從外部看，我們現在的經濟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縮，全球外需如果你是一個主要靠內需發展的，對你影響就小。偏偏我們在高速增長當中，我們是高度依賴外需的，那當然影響更大。

2、中國現在面臨的國內形勢：成本優勢減弱，體制成本重新上升

從內部看我們現在面臨的經濟形勢：是成本在變化，并且核心是體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國高歌猛進的全球化，就是因為有成本優勢。我們不開放真是白窮了多少年，一開放發現窮就是競爭力。窮就是工資低，工資低就是成本低。同樣一個產品成本低叫價就低，全世界的買家都是一樣物美價廉當然買你的。

但是現在這個成本在變化，勞動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價格都在經濟高速增長中變化，最近最典型的例子是曹德旺在美國設廠。

成本變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體制成本。

僅僅把中國崛起歸因于勞動力便宜，不準確，因為勞動力便宜并不能解釋中國的崛起。沒改革開放前，勞動力更便宜，那個時候沒有中國奇跡，現在看非洲很多國家的勞動力比我們還便宜。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夠變成競爭力，要素變成競爭力要變成產品，要素變成產品要組織，組織要在一個體系里頭運行。這就引申出來了體制的問題。

所以，讓中國經濟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來窮，而是把原來導致窮的封閉變成開放，在開放當中允許組織創新，進行體制改革。比如，如果不包產到戶，農民就不可能解放出來，沒有生產積極性，依然還會是“十億人口八億農民，八億農民搞飯吃飯還不夠吃”。

有了體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環扣一環。勞動力解放出來去哪里就業?這又逼出了民營企業。產能出來了，市場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談判，1997年簽約，五年預備期，2002中國沖進去，把世界市場打開了，把原來的障礙打開了。進了WTO，一開始還是“獎出限進”，后來嘗到了甜頭，全部殺進去，這才沖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所以，中國的成本優勢不完全是原來的勞動力便宜，主要是第二項優勢，通過改革，把原來奇高無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來了。

就是這套挺土的打法，把我們的體制成本，幾位諾貝爾獎得主給出的理論，在中國非常顯著地降下來。體制成本下降，加上原來的要素成本低廉，結合到一起再加第三個力量——學習曲線。最終構成了后來的“中國故事”。

但是現在新問題來了。新問題是成本又上來了，原來的成本優勢消失了。現在我們一般講成本優勢消失講的都是勞動力、工資在漲，這個問題當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們的體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長當中舉頭向上。

1995~2012年是中國最高速成長的這段時間。我們名義的GDP是增長是8.6倍，全國工資總額漲了8.8倍，稅收漲16.7倍，政府除稅收以外的收入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險一金增長了28.7倍，最關鍵的是土地，政府獨家供地獲得的土地出讓金，漲了64倍!

體制成本上升表現在什么地方？比如，我們到今天也沒有達到稅收一定要法定，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規定的，我們現在很多的稅收是行政部門直接定的，抽稅的人定抽多少，政府定了，不經過人大的審核。那這個就很容易一下子收過頭。

比如，這屆政府說簡政放權，但是很多后來增加的文件大部分都不是計劃時代而是高增長的時代加進去的，我們在這波下行就吃了這個虧。這些是體制性的問題。

現在沒有什么資本主義的大帽子，但是小繩索挺多的，這個不行，那個不行。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系數大了。高速長的時候加大摩擦沒有關系。問題是外需一收縮，這些變量就來了。

還有對待新科技的態度，一波三折。

還有城市化，我們的行政區劃是組織化的。城市建設說好很好，但是浪費不得了，修了多少沒人去的設施，耗了多少水泥鋼鐵，水泥鋼鐵有多少的排放，然后又回到我們的肺部。你要跟著人口和資源的流動來發展城市化，愿意去的地方好好投，中心城市，城市群，城市圈。那人不愿意待的地方還林、還環境，青山綠水、特色小鎮。

3、2017年中國經濟的突圍：體制改革+創新

第三個部分是，怎么確保我們的成本優勢，兩個方法：降低體制成本、創新。

中國現在面臨的狀態是：兩個海平面，形象比喻已經變成了三明治，我們夾在中間，成本已經頂上來了，市場成本也上升了。勞動力大家都貴，土地也在貴。但是我們手里還沒有多少獨到性的東西。

這個世界上的競爭就兩句話，你要么成本比人家厲害，要么手里有獨到的。比如美國蘋果賣到全世界，通宵排隊買。他有你沒有。現在我們30年改革開放高速成長偉大成就，全球格局看夾在中間了，底下有印度、有越南，他比你還便宜，他招商引資的力度比我們當年還強，都學會了。

在這個情況下，就無可阻擋的發生了整個經濟增長的模式的變化。現在要繼續我們的成本優勢，但是成本當中的那塊體制成本，這個東西沒有改革，光靠民間解決不了。沒有黨中央、國務院堅強領導，主動地發起一輪一輪的深化改革，這個成本很難降下來。

比如社保基金，我們現在很多的法定保障率交得比美國高。當初交那么多是沒辦法，當時是國企大面積虧損，所以社保交費率定得比較高。但當時就有一句話，以后要把大型的賺錢的國有企業的資產劃到社保去，用那個收益來抵社會保障。但是真要做的時候難度不小，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把這條寫進去了，就是要劃一批國有資產到社保基金，然后把法定保障率降下來。

我們的經驗已經證明，體制成本降，經濟就會很好地發展，體制成本上升，整個國家民族就會被拖住。所以，2017年，要繼續的改革突圍。漸進改革的好處就是震蕩低，不是一次性解決問題。但是漸進改革的難處是你要“維持漸進”，所以體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體制成本再降下來為止。

既然這個成本降不下來，那么能不能延長它的時間，就是把成本曲線往右推，盡可能延長它持續的時間。因為，這條成本曲線一定會上去的，人均200美元到8000美元變成深圳的好幾萬美元，這個成本肯定會上去，但我們可以把整個成本曲線往右移，延長成本優勢持續的時間。比如說工人很貴，我生產附加值高的東西，如果還生產襪子，如果還是這套工藝，這套生產率他就是很貴的。你改變一點。所以真正地對付成本壓力就是不斷地右移我們的成本曲線，形成一條長期來看持續有競爭力的成本變動，這是商業世界里頭的不二法門，也是整個經濟體系和經濟體系競爭當中的不二法門。

降低成本的第一個突圍方向，是剛才說的體制改革。而第二個突圍方向是創新，通過創新來突破全球形成新的僵局。引進新的產品，改變現有的品質，引進新的生產方法，開辟新的市場，奪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來源，創立新的經濟組織，創新才能帶來持續的經濟增長。

創新很重要、很偉大，但是創新不是一定會發生的。成本曲線也不一定會右移，否則哪來這么多的過剩產能、僵尸企業、雞肋的企業，還有病危停滯的企業?創新是有條件的。

舉例說，以色列800萬人有3500家初創公司，并且特拉維夫主導了美國硅谷的高精尖研發，美國沒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維夫設創他們的研發中心，他們靠的是人、想法、發明創造，靠的是對教育的重視。

總之，中國不創新、不改革，不會走出現在的困境。